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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第007章 三天训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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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练的地方在接车场底下,过渡区往里两百米,一间灾前的设备间改成的教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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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室不大,前头挂一块黑板,黑板上方贴着一张褪了色的线路图,秦岭零号枢纽在图的正中间,画着一个红圈,从红圈里伸出去七八条线,有的是实线,有的是虚线,有的线画到一半就断了,断口处打了个叉。靠墙一排铁架子,架子上挂着五六套地表工作服,灰白色,一层套一层,看着像几个被掏空了的人吊在那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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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上摆着四张课桌。来的人也正好四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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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蛋坐在最后一张。坐在他前面的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,剃着短头,脖子上有一块烫伤的疤,一进门就东看西看,把架子上的工作服一件一件摸了个遍,说他叫胡小勇,他爸在管线班,他本来也要进管线班,报晚了,就来了这儿。“听说补贴一个月一百二十分,”他扭过头对狗蛋说,“一百二十分!清运队一个月才多少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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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蛋说清运队一个月一百五六十。胡小勇说那加起来就是快三百,三百分能换半条棉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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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在第二张桌子的是个女人,三十出头,头发剪得很短,脸很瘦,颧骨高高的,手上全是裂口。她进门的时候跟谁都没打招呼,坐下以后从兜里掏出一小截铅笔头和一张纸,一直低着头,在纸上写什么。后来狗蛋才知道她叫冯秀,丈夫前年死在矿道里,孩子七岁,肺不好,卫生站开的药要拿工分换,一个月的药钱比她在食品加工厂挣的还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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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张桌子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,胖,脸上的肉往下坠,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储备处工装,胸口的单位标识被人用剪刀剪掉了,留下一块颜色新一点的方块。他叫蔡国安,大家后来都叫他老蔡。他进门的时候脸色很难看,坐下以后一句话也不说,胡小勇问他是哪个单位的,他说“你管得着吗”。胡小勇缩了缩脖子,又扭过头来冲狗蛋挤眼睛,意思是这人是犯了事被塞过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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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个人。招六个,报了四个。狗蛋不知道那一个报在他前面的歪歪扭扭的名字是谁,是胡小勇,是冯秀,还是老蔡。他也没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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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点整,教员进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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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员姓岳,五十来岁,个子不高,走路有点瘸,左脚落地的时候比右脚轻。他穿一身车队的旧棉服,肩膀上磨出了两块白印子。他走到黑板前面,把手里的一个铁皮饭盒放在讲台上,然后抬起左手,把帽子摘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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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个人都看见了他那只手。左手只剩下拇指和食指,另外三根手指齐根没了,断口的地方长着一层发亮的新皮,皱巴巴的,像被火燎过的塑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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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教员把帽子放在饭盒上,用那只手。他好像知道他们在看,也不遮,就那么搁在讲台上,让他们看了个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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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姓岳。”他说,“在车队干了十六年,二〇五一年冬天,在二道梁绞盘基站,一个缆扣冻住了,我摘了手套去掰。就掰了一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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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顿了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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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们记住,今天我讲的第一件事:在外头,手套不许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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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拿起粉笔,在黑板上写了一个“一”,后面写了四个字:手套不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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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三天,”他说,“我不教你们怎么干活。怎么干活,上了车,你们车组会教。我就教你们一件事:人在外头,是怎么死的。你们把这些记住了,上了车,就少死一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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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小勇在前面小声说:“少死一点是什么意思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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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教员听见了,看了他一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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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意思就是,我不保证你们都能回来。”他说,“我只保证,你们要是死了,不是因为我没讲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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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小勇不说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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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上午,黑板写满了,擦了,又写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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冻死。不是一下子冻死的,是一点一点。先是手脚发麻,然后不麻了,不麻了是最坏的时候。然后你会觉得热,觉得身上的衣服太厚,想脱。岳教员说:“我见过脱了衣服死在雪里的,脱得只剩一件秋衣,脸上还是笑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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冻伤。脸、耳朵、鼻子、手指、脚趾,哪儿露着冻哪儿,哪儿血少冻哪儿。面罩的边要压严,护目镜起雾了不许掀,掀了睫毛就冻在一起。靴子里进了雪要马上说,不说,到了晚上脱靴子,袜子跟脚皮粘成一块,一扯就是一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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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散。吹雪一起,三步之外看不见人,白茫一起,连脚底下是上坡还是下坡都看不出来。出舱必须两个人,必须拴绳,必须挂牌。岳教员说车上门口都有一块板,板上挂着每个人的登记牌,出去一个人,摘一块牌,挂到门外的钩子上,回来了再挂回来。板上少了牌,车上的人就知道外头有人。“少一块牌,全车都不许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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亮光。这一条他讲得最慢。外头的空气里全是冰渣子,车灯、站灯,甚至太阳和月亮,都会在冰渣子里照出光柱、光圈,有时候天上挂着两三个太阳。远处一道光,你以为是站,是车,是人在打灯,你往那边走,走着走着,光就没了,你一回头,来的路也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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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看见亮光,不要追。”岳教员说,“对上了无线电,对上了灯号,对上了路线图,才算数。光本身,什么也不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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冰下积水。溃决。静电。一氧化碳——暖舱里的备用供暖要是排气堵了,人睡着睡着就不醒了,醒不过来的人脸是红的,看着比活人气色还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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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饿死。岳教员说这一条最不像死法,可车队里饿死的人比摔死的多。车坏在半路,等救援,一等三天五天,吃的是算好的,暖是算好的,谁多吃一口,就是从别人嘴里抠。“所以车上有一样东西,叫返程储备。”他说,“那是回来用的。去的时候,谁也不许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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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秀一直在记。她的铅笔头快写没了,写两个字就要拿指甲抠一抠铅。胡小勇一开始还记,记了半页就不记了,托着腮帮子听,听到冻死的人脸上是笑的,打了个哆嗦。老蔡什么都没记,抱着胳膊坐着,眼睛看着黑板,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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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蛋记了。他记得不快,也不全,岳教员说一条,他记半条,剩下半条靠脑子记。记到后来,他发现自己手心里全是汗。他在清运队听过许多种死法,灰腐熏坏了肺,从脚手架上摔下来,被垃圾车轧了脚,那些死法都是一件一件的,是落在某个人头上的。岳教员讲的这些不一样,它们是一整片的,像外头的冷一样,铺开了,哪儿都是,你往哪儿走都在它里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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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午吃饭的时候,岳教员打开那个铁皮饭盒,里头是两个窝头和一撮咸菜。他用那只剩两根手指的手捏着窝头吃,捏得很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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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小勇憋了半天,还是问了:“岳教员,您那三根手指,疼不疼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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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疼了。”岳教员说,“疼的时候你们还在念小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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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是穿衣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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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表工作服,车队里的人都叫它深潜服。一套分四层:贴身一层是排汗的,薄;第二层是抓绒的;第三层是填充的保温层,厚,棉被似的;最外面一层是防风的壳子,灰白色,膝盖、手肘和肩膀上缝着耐磨的补片。另有头套、面罩、护目镜、三层手套、两层袜子、一双带内衬的靴子,靴底钉着防滑钉。胸口有一块白布条,用来写名字、血型和所属车号。有的深潜服带电热内衬,要接电池,他们这四套都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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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带电热的,得先在车上干满一年。”岳教员说,“电池金贵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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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衣服有顺序,一层压一层,哪层塞进哪层的腰里,哪层的袖口套在哪层的外面,差一点都不行。岳教员让他们在教室里穿,穿好了,他过来一个一个地查,查到哪里不对,就把手伸进去,把那一层扯出来,让他们重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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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小勇穿得最快,可是毛病也最多,第二层的下摆没塞进第三层里,岳教员扯出来,说:“你这里漏一道风,在外头就跟开了扇门一样。”冯秀穿得慢,一层一层地对着顺序来,每穿一层都要停下来想一想,可是穿好了,岳教员查了一遍,一处也没扯。老蔡太胖,第三层的拉链拉不上,拉到胸口就卡住了,憋得脸通红,岳教员去仓库给他换了一套大号的,大号的袖子长出一截,他拿手攥着袖口,像个唱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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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蛋不快也不慢,不对也不全对。岳教员扯出了他的一只袖口,又扯出了他的一只袜子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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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是冷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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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间就在教室隔壁,一道厚铁门,门上挂着温度计,零下三十二度。他们穿好深潜服,戴好面罩和护目镜,一个一个进去。岳教员让他们在里面做事:拧螺丝,系绳结,把一个铁箱子从这头搬到那头,再把箱子上的搭扣扣上。戴着三层手套,手指头粗得像几根胡萝卜,捏不住螺丝,摸不着绳头,搭扣的铁舌头在手套底下滑来滑去,扣了五六回才扣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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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蛋第一回进冷间,在里面待了二十分钟。出来的时候,护目镜上结了一层霜,面罩的呼气口冻成了一圈白色的硬壳,他张嘴,嘴唇粘在面罩的内衬上,扯了一下才扯下来,嘴里一股铁锈味,是嘴唇裂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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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才零下三十二。”岳教员说,“外头零下五十,风一吹,比这还冷一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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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下午,老蔡在冷间里吐了。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太憋闷,他把面罩扯到下巴底下,吐在了地上,吐完了坐在那只铁箱子上,喘着粗气,半天没起来。岳教员过去把他的面罩拉上,拉得很严,然后蹲在他跟前说:“在外头,吐也要吐在面罩里。掀开面罩,你吐出来的东西还没落地,你的脸就冻上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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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蔡看着他,看了很久,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点湿,不知道是冻的,还是别的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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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是被撵过来的。”他哑着嗓子说,“我没犯事,是库里少了东西,让我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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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教员没接这个话。“起来,”他说,“把箱子搬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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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天是出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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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的出门。过渡区最外头的一道闸,闸外面是接车场的一个角,平常不用,堆着些报废的零件。岳教员带着他们四个穿戴好,在第三道闸里等着。闸门上的指示灯从红变黄,从黄变绿,门往上升,升起来一道缝,缝里灌进来的风像一把刀,一下子就捅穿了四层衣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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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蛋这辈子第一次站在地表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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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他什么也没看见。那天是白茫天,外头什么都是白的,也什么都是灰的,分不出天和地,分不出远和近,只有风,风里裹着雪粒子,打在护目镜上沙沙地响。闸口外头拴着一根缆绳,一头固定在闸门边的铁环上,一头伸进白茫茫里,看不见尽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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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个一个来。”岳教员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出来,混着杂音,“手搭在缆绳上,往前走,走到头,有一根桩子,桩子上挂着一块牌子。摘下牌子,顺着缆绳走回来。不许松手。不管看见什么,不许松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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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小勇第一个。他走进白茫里,三步以后就只剩一个影子,十步以后,影子也没了。过了四分钟,他回来了,手里攥着一块牌子,护目镜上全是霜,一进闸门就一屁股坐在地上,半天说不出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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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秀第二个,六分钟。老蔡第三个,走了一半,对讲机里传来他的声音,说他看不见了,他找不着缆绳了——其实他的手一直搭在缆绳上,他只是看不见自己的手。岳教员在对讲机里让他别动,蹲下来,数十下,然后接着往前摸。老蔡数了,数到七就哭了,哭着数到十,接着往前摸。他回来的时候用了十一分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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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个是狗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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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把手搭在缆绳上,往前走。缆绳冰得隔着三层手套也能感觉到,一股冷顺着手指头往胳膊里钻。风从左边来,推着他往右偏,他得侧着身子才站得住。他往前走了几步,回头看,闸门没了,身后也是白的。往前看,也是白的。往下看,他看不见自己的脚,只能看见自己的膝盖陷在一片灰白里,像是站在一团雾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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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突然想起岳教员说的,那些死在雪里、脸上还是笑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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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没笑。他也没害怕。他就是觉得,这地方跟他想的不一样。他以为外头会是什么都有的,天、地、山、太阳,所有别人嘴里说过的东西,一样一样地摆在那儿等他看。结果什么都没有,只有白,只有风,只有手底下这根缆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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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顺着缆绳往前走。走到头,有一根桩子,桩子上挂着一块牌子,他摸到了,摘下来,揣进怀里,转身往回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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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来的时候,他走得比去的时候快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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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分钟。不是最快的,也不是最慢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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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是第三天下午出来的。岳教员把一张表贴在黑板上:四个人,全部合格。每人一栏,一栏里有几个分项,打着“优”“良”“中”“差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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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小勇有两个“优”,也有两个“差”,穿衣服的速度是优,穿衣服的质量是差。冯秀一排都是“良”,只有理论那一项是“优”。老蔡有三个“差”,岳教员在后面写了一行字:心理素质待观察,建议分配场内勤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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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蛋那一栏,从头到尾,全是“中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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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小勇凑过来看,看完了笑:“你这个好,一个都不突出,一个也不拖后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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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蛋也看着那一排“中”,没说话。他想,这就对了。他在学校里是这样,在清运队也是这样,刮墙的准头一般,看墙返不返潮的经验一般,只有喷药的耐性好一点,可喷药这件事,谁耐着性子都干得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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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教员收拾他那个铁皮饭盒的时候,走到他跟前停了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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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许北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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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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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知道车队里什么人活得最长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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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蛋摇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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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不溜的。”岳教员说,“本事大的,胆子也大,胆子大的,死得快。本事小的,慌,慌也死得快。中不溜的,本事不够往外冒,胆子也不够往外冒,老老实实跟着车,车怎么走他怎么走——这种人,能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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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把饭盒夹在胳膊底下,用那只剩两根手指的手拍了拍狗蛋的肩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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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前提是你别自己往外冒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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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晚上,他终于去了三号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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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敲门的时候,手没停。门开了,韩姨站在门口,穿着一件旧棉袄,头发散着,已经准备睡了。她看见他,没让他进来,也没说话,就站在门里看着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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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知道了。狗蛋从她的脸上看出来的。豆子告诉她的,或者石磊,或者老住区里随便哪一个人。三天了,她一定早就知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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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韩姨。”他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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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姨看着他。她的眼睛眯着,眯得很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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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报了地表勤务。”他说,“别的都满了。一期三个月,三个月以后我就回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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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姨还是没说话。走廊里的灯很暗,照在她脸上,狗蛋看见她的嘴唇在抖,抖了几下,又抿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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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谁让你报的?”她终于开口了,声音很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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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没人让我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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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没有人找过你?”韩姨的手扶在门框上,指节发白,“车队里的,有没有人来找过你?跟你说过什么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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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蛋愣了一下。他想起劳动办那个女办事员说的,车队的一个老司机来问过。可那人没找他,他连那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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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没有。”他说,“没人找过我。是我自己去看的表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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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姨看了他很久,好像要从他脸上看出他是不是在说谎。看到后来,她的手从门框上松开了,垂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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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答应过我。”她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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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嗯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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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答应过我的。”她又说了一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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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蛋低下头。他等着她说那句“你呀”。她没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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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关上了。关得很轻,锁舌咔嗒一声,扣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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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,门上那只猴子剪纸的一个角翘起来了,他伸手按了按,按不平,又翘起来。他转身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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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早上,他要去接车场报到,起得很早。开宿舍门的时候,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布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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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打开,里面是一副手套。不是深潜服里配的那种,是毛线织的,灰色的毛线里掺着几截红色,红色的毛线已经褪得发粉了。手套织得很厚,是双层的,指头做得比平常的手套要长一点、宽一点,刚好能套在深潜服最里头那层手套的外面、第二层的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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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字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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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把手套戴上,攥了攥拳头。毛线有点扎,有一股樟木柜子的味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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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知道那几截红毛线是哪儿来的。那是豆子卡片上写的那顶红帽子,韩姨当年拆了,给豆子织过一副手套。原来还剩下这么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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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把手套摘下来,叠好,揣进贴身的口袋里,跟豆子给的那两片滤芯放在一起。然后他背起行李,往接车场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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