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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-09-23 04:42:00 +00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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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011章 人潮【旧账·二〇三五年十一月】

十一月第一个礼拜,工地还收料。

没人说收到哪天,也没人说还给不给钱。物流公司的老板那天挂了电话以后,再也没打通过,陈厚安的车贷还剩十一期,这件事他后来想起来会笑一下,当时没觉得好笑。他每天早上照样把罐车开到水泥厂,水泥厂的装料台只剩两个人,一个是车间主任,一个是磅房里守电暖气的老头。车间主任不开单子,也不过磅,只问一句“去秦岭的?”,说是,就给装。装满了,也不问他要什么。

“上头说了,往山里去的,能装就装。”车间主任说,“别的不归我管。”

陈厚安就拉。一天拉两趟,后来一趟,再后来是隔一天一趟,因为加油站开始限量了,每车每天四十升,油枪上挂着个纸牌子:柴油优先保障应急车辆。

天一天比一天暗。

不是阴天,天上看不见云,就是暗。太阳还出来,挂在那儿,可是没有劲儿,像一盏瓦数不够的灯。中午十二点,照在人身上一点也不暖,影子也淡,淡得像拿铅笔轻轻描了一圈。早上出门,车窗上结一层霜,刮掉了,开出去二里地,又结上了。十月底的时候他还穿着单外套,十一月三号,他把羽绒服从出租屋的床底下翻了出来,拍掉上面的灰,穿上了。那件羽绒服是孟静前几年给他买的,他嫌颜色太亮,一直没穿,是橘黄色的。

十一月五号,下了第一场雪。

雪不大,落在地上就化了,化成泥水。可是第二天又下,第三天又下,化不掉了。西安城里的树一夜之间叶子全掉了,不是黄了掉的,是绿着冻掉的,满街都是冻得发黑的叶子,被车轧成一摊一摊的浆。


十一月九号,孟静发来一条短信。

“明天早上七点,西安站,单位统一走。”

就这一句。他看着这一句看了很久,回了一个字:“好。”

第二天早上五点,他没开车,是骑着出租屋楼下那辆不知道谁扔的共享单车去的。车锁坏了,扫不了码,他就那么骑着,骑了四十分钟,骑到西安站的时候,手冻得握不住车把。

站前广场上全是人。

广场四周拉着铁马,铁马后头站着一排武警,穿着冬装,戴着棉帽子,枪背在身后,脸冻得通红。铁马里面是一队一队的人,每队前头有一个人举着牌子,牌子上写着单位的名字:省电力公司,省疾控中心,某某研究所,某某机械厂,省第二人民医院。每队人都背着包、拖着箱子,排得整整齐齐,有人拿着花名册,挨个点名,点到一个,答一声“到”,往前走一步。

铁马外面也全是人。没有牌子,也没有队,挤在一起,伸着脖子往里看。有的是来送的,有的不知道是来干什么的,就站在那儿看。有个老太太扒着铁马,冲里面喊一个名字,喊一声,停一会儿,再喊一声,没人答应她。

陈厚安挤到铁马跟前,往里找。

他找孟静单位的牌子。孟静在省里一个设计院,他知道单位叫什么,可是那么多牌子,一个挨一个,风把牌子吹得来回晃,他看了一圈,没看见。他又看了一圈,还是没看见。他掏出手机,给孟静打电话,打不通,手机上的信号只剩一格,一会儿有,一会儿没有。

他给陈穗发短信:“爸在广场上,铁马外头,东边,穿橘黄色的衣服。”

发出去了,前面转了很久的圈,最后显示发送失败。他又发了一遍,还是失败。第三遍,发出去了。

他站在铁马外头,一直往里看。天慢慢亮了,其实也没怎么亮,就是从黑变成了灰。站前广场上的灯一直开着,照着那些举着牌子的人,照着武警帽子上的雪。

七点过十分,一队人从他面前不远的地方过去了。牌子上写着一个设计院的名字,不是孟静那个,可他还是盯着那队人看,一个一个地看。队伍里有孩子,好几个,都穿着新羽绒服,有红的,有蓝的,有一个穿粉的,戴着一顶带绒球的帽子,背对着他,被一个女人牵着手。

他看着那个粉色的背影,看了很久。那孩子一直没回头。队伍往前走,走进了站房的大门,那个粉色的背影混进了一大片人里,看不见了。

他不知道那是不是陈穗。他后来想了二十年,也不知道。他只知道,那天广场上穿粉色羽绒服的孩子不止一个,他看见了三个,三个都没回头。

八点多,手机振了一下。是陈穗。

“爸,我们上车了。”

“看见你了。”他回。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。

那边过了很久,回了一条:“骗人。”

又过了一会儿:“你在哪儿?”

他站在铁马外头,看着站房上面那块大钟。钟停了,停在四点十七分,不知道是哪天停的。

“在秦岭。”他打字,“爸也进山了。”

这一条没发出去。手机上那一格信号没了,屏幕左上角显示着“无服务”。他站在那儿,举着手机,往上举,往左举,往右举,举了很久,那一格也没回来。

武警开始往外清人了,说铁马外面的人全部离开,站前广场要封闭。人群往后退,一层推一层,他被推着退到了广场边上,退到了一个公交站牌底下。站牌上贴着一张通告,通告被雪打湿了一半,他看了看,是市里发的,说无单位人员请到所在街道社区登记,按照统一安排分批转移。

他看完了,把手机揣回兜里,把那辆扫不开的共享单车扶起来,骑回去了。

那条短信他后来一直留着,留在一部没电的手机里,发送失败,前面一个红色的感叹号。


他去过街道。队拐了三个弯,他排了一上午,窗口里的人记下他的名字,给了他一张小纸条,上面写着一个号码:四千七百一十二。“等通知。”第三天,第一批转移名单贴出来了,只到两千出头。第四天,办事处的门锁上了,门上贴着一张纸:工作人员已随第二批转移,后续事宜请联系区应急指挥部。区应急指挥部在哪儿,纸上没写。

那天晚上,出租屋停了电,再也没来。


老鲁是十一月十五号来找他的。

那天陈厚安没出门,坐在罐车的驾驶室里抽烟。出租屋太冷了,比车里还冷,车里好歹能发动一下,开一会儿暖风。油是他前些天一点一点攒下来的,罐车的油箱里还有两百来升,他算过,省着用,能开一个礼拜的暖风,或者能开到秦岭去三趟。

老鲁敲他的车窗。老鲁瘦了一圈,胡子老长,裹着一件军大衣,大衣上别着一个工程局的胸牌,胸牌上的照片不是他。

“借的。”老鲁说,“那人用不着了。”

“你知道不知道,”老鲁爬上副驾驶,把车门关严,搓着手说,“秦岭那边,现在是人往里挤。”

“挤?”

“有名单的,进。没名单的,也往那儿去。”老鲁说,“城里现在是什么样你也看见了,没电,没暖气,粮站关了,有单位的都走了。剩下的人,不往山里去,往哪儿去?我听说北口那边已经堆了好几万人了,堵在闸口外头,吃住都在路上。”

“堵着有什么用?不让进。”

“让不让进,那得看。”老鲁压低了声音,虽然车里就他们两个人,“我听工地上的人说,工程局的车还在往里进,拉料的,拉设备的,每回开闸,都得放车进去。咱们俩是什么?咱们是拉料的。咱们的车,那个闸口的兵见过一百多回了。”

陈厚安看着他。

“你是说——”

“我什么也没说。”老鲁把那个借来的胸牌从大衣上摘下来,攥在手心里,攥得指节发白,“我就是说,咱们的车,罐子里装满了料,开到闸口去,说是给北七北八送的,那边收料的人认得咱们。要是那天兵不较真,要是那天闸开着……”

他没说下去。

陈厚安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。烟灰缸早就满了,烟头一根压着一根,插得像一个刺猬。

“料呢?”他说,“水泥厂还开着?”

“开着。”老鲁说,“车间主任还在,他走不了,他老娘瘫在床上,他哪儿也去不了。他说了,谁还往秦岭去,他就给谁装,装一车算一车。他说这是他最后一点用处了。”


十一月二十号,凌晨三点,他们装了最后一车料。

车间主任亲自上的装料台。装料台上的灯只剩一盏还亮着,是接在一台小发电机上的,发电机突突地响,烟从排气管里冒出来,是黑的。车间主任站在那一盏灯底下,拉着装料管的闸把,水泥灰一股一股地飘起来,落在他的帽子上、肩膀上、眉毛上。

装满了,车间主任爬下来,走到陈厚安的车窗底下,把一张单子递上来。是一张盖了章的出厂单,填得清清楚楚:品种,标号,数量,发往秦岭某储备工程三标段北七支洞。日期那一栏写的是二〇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。

“拿着。”车间主任说,“有这张单子,你就是送料的,不是逃难的。”

陈厚安接过来,看了看,夹在遮阳板上。

“你呢?”

“我不走。”车间主任说,“我娘在家里。”他往后退了一步,抬起头,看着罐车驾驶室里的陈厚安,看了一会儿,又说,“陈师傅,你到了山里,要是看见那些洞,替我看一眼。一百多车,是我装的。”

陈厚安说好。

他发动车子的时候,从后视镜里往回看。车间主任还站在那盏灯底下,那台小发电机还在突突地响,响着响着,灯闪了两下,灭了。车间主任就站在黑里,看不见了。


北口离西安一个钟头的路,他们开了十一个钟头。

出了城就开始堵。京昆高速往南的车道上全是车,一辆挨一辆,几米几米地往前挪,一停就是一两个钟头。有人在路边生火,烧的是从车上拆下来的座椅。对面往北的车道空着,后来有人开始逆行,一辆,两辆,后来一溜,再后来对面也堵死了。

天亮的时候下起了雪,雪粒子冻在挡风玻璃上,雨刮器刮出一道一道的白印子。

老鲁的车跟在他后面。隔一会儿,老鲁就按一下喇叭,按一下,意思是他还在。

到了中午,他们过了峪口。

峪口往里的路他走过一百多回,闭着眼都知道哪儿有个弯,哪儿有个坡。可是这一回,他认不出来了。路两边全是人。

车停在路上,人从车上下来,背着包,拖着箱子,抱着孩子,搀着老人,顺着路往山里走。路窄,车走不动,人从车的缝里挤过去,一个挨一个,挤成一条人的河,往山里流。有人推着自行车,车上捆着被褥;有人拉着板车,板车上躺着一个人,盖着被子,看不出死活;有个男人背着一个老太太,老太太趴在他背上,两只手搂着他的脖子,头上盖着一块毛巾,毛巾上落满了雪。

陈厚安坐在驾驶室里,看着那个男人从他车头前面走过去。走得很慢,一步一步地,靴子陷在雪里,拔出来,再陷进去。那个老太太趴在他背上,一动不动。

后来他在深垒里听一个姓吕的老头讲过好多回这件事,讲他背着他娘走到北口,他娘死在离闸口一个山弯的地方。老头每回讲,细节都不太一样。陈厚安从来没说过他那天看见过一个背着老太太的男人,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。他只是每回都站在活动室的最后一排,听完了,就走。


罐车走到离闸口还有三公里的地方,彻底走不动了。

前面的路上躺着一辆侧翻的大巴车,大巴车周围全是人,人绕着大巴车往前挤,车过不去。老鲁从后面上来,敲他的车窗,脸冻得发青,说:“下车吧。”

“车呢?”

“车扔这儿。”

陈厚安看着方向盘。这辆车他开了六年,车贷还剩十一期。他把手放在方向盘上,放了一会儿,拿下来,从遮阳板上把那张出厂单抽出来,折了两折,揣进羽绒服的里兜。然后他把驾驶室里能拿的东西都拿上:一床军绿色的被子,一个保温杯,一袋馒头,半条烟,手电筒,一个充电宝,那部手机。他把车钥匙拔下来,攥在手心里,攥了一会儿,又插回去了。

“留着吧。”他对老鲁说,“兴许有人用得着。”

他们两个人下了车,钻进了人潮里。


那是他这辈子挤过的最大的人堆。

后来他在深垒里也见过挤的,配给点门口挤,登记点门口挤,都没有那一天挤。那一天的人潮是活的,你站在里面,脚不用走,人会推着你走。胳膊被夹住了,抽不出来;想回头看,脖子扭不过来,身后是一张一张的脸,喘出来的热气喷在你的脖子上。

雪还在下。人堆的上方飘着一层白气,是几万个人一起喘出来的。

老鲁一开始在他旁边,拽着他的袖子。后来人潮一涌,把他们冲开了。陈厚安回头喊了一声“老鲁”,看见老鲁那顶帽子在三四个人后面晃了一下,又晃了一下,然后就被一面举起来的旗子挡住了。那面旗子是谁的,写的什么,他没看清。

他再也没见过老鲁。

他被推着往前走。走了多久他不知道,天一直是那个灰的样子,看不出几点。他只记得冷,冷得脚没了知觉,冷得嘴唇裂开了口子,一张嘴就往外冒血。他记得有人在哭,有人在骂,有人在念经,有个女人一直在喊一个孩子的名字,喊得嗓子都劈了,一声比一声哑。他记得他踩到了什么软的东西,低头看,看不见,脚底下全是人的腿。他没敢再低头。

他记得他往嘴里塞了一根烟,没点,点不着,风太大,手也不听使唤。他就那么叼着,叼了一路。

后来他想,那大概是他头一回叼着一根不点的烟。


天黑的时候,他看见了闸口。

闸口在山坳里,他认得。以前那儿是一道铁丝网,铁丝网上挂着牌子:施工重地,闲人免进。现在铁丝网没了,是一道水泥墙,墙上开着一道大铁门,门两边架着探照灯,灯开着,照得门前一片雪白。门前拉着三道铁马,铁马后面站着兵,一排一排的,不是武警了,是穿着迷彩的,手里端着枪,枪口朝下。

门关着。

人潮涌到铁马跟前,停住了,停不住,后面的人还在往前推,前面的人就被压在铁马上。有人在喊“开门”,一个人喊,十个人喊,最后是几千个人一起喊,喊声撞在山壁上,又弹回来,嗡嗡的,分不清是从哪儿来的。

喇叭里有人在喊话:“请大家保持秩序,不要拥挤!请没有转移登记的人员后退!闸口正在进行物资车辆通行,请让出通道!”

一遍一遍地喊。

陈厚安被夹在人潮的中间,离铁马大概有三十米。他看见门开了。

门开了一道缝,一辆车从里面开出来,是一辆工程局的皮卡,车斗里站着几个穿着反光背心的人。皮卡开出来,在门口停了一下,车斗里的人冲着门外面喊了什么,好像是在叫哪个车队的人进来。几辆大货车从人潮后面的路上往前挤,按着喇叭,人群往两边分,分出一条缝,货车就从缝里一点一点地挤到了铁马跟前。

铁马挪开了一道口子。

就那一下。

后来他听很多人讲过那一下,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。有人说是有人先往里冲的,有人说是后面的人推的,有人说是兵先开的口子,有人说铁马是被人潮压倒的。陈厚安自己也说不清。他只记得,那道口子一开,他身后的人就像一道墙倒下来一样,一下子全压到了他背上。他往前扑,脚离开了地,他是被人抬着往前走的,他的两只脚悬在半空里,踢不着东西。他看见探照灯的光在他眼前晃,晃得他什么也看不见,他听见有人在尖叫,有人在喊“别推了别推了”,有枪响了一声,是朝天开的,响声在山坳里滚了很久。

然后他脚底下有了地。是水泥地,平的,硬的。

他在门里面了。


门里面是一条很宽的通道,灯很亮,墙是水泥的,灰白色。

他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了几步,靠在墙上,喘气。喘了很久,他才发现,他嘴里还叼着那根烟,已经被咬断了一截,烟丝漏在嘴里,苦的。他把烟吐了,又从兜里摸出一根,叼上。手在抖。

他回头看。门在他身后正在合上,两扇铁门,一点一点地往中间合。门缝里还有人在往里挤,挤进来一个,又挤进来一个,然后门缝就窄得挤不进人了。有一只手从门缝里伸进来,抓着门边,门还在合,那只手缩回去了。

门合上了。门外面的喊声一下子小了,隔着很厚的铁,嗡嗡的,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。

门里面这一侧,挤进来的人或站或坐,挤在通道里。有人跪在地上哭,有人在喊人名,有人什么也不干,就靠着墙,呆呆地看着那两扇铁门。几个穿迷彩的兵跑过来,端着枪,冲着他们喊:“都蹲下!蹲下!不许乱走!”

陈厚安蹲下了。

他蹲在墙根底下,后背靠着墙。墙是凉的,那股凉透过羽绒服,透过毛衣,一直透到他背上。他把手放在墙上,摸了摸。水泥很平,很细,是好水泥,标号不低,浇得也匀。

他想,这里头兴许有他拉来的。


后半夜,有人来登记了。

是几个穿着棉大衣的年轻人,胳膊上戴着红袖标,袖标上印着“应急指挥部”。他们搬来一张折叠桌,摆在通道里,桌上放着几本登记册和一盏充电灯,让蹲着的人一个一个过去。

“姓名。”

“陈厚安。”

“单位。”

陈厚安张了张嘴。他想起老鲁的话:有单位的都填了,咱们这种没单位的,谁来给咱们填。

“没单位。”他说,“拉水泥的。给这儿拉料的。”

登记的年轻人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。那年轻人二十出头,眼镜片上起了雾,他拿手指头抹了一下,没抹干净。“有转移登记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是怎么——”年轻人没说完,看了看那两扇铁门,不问了。他在册子上写了几个字,陈厚安伸长了脖子看,看见那一栏写的是:无单位,随人流入。

陈厚安从羽绒服的里兜里掏出那张出厂单,展开,放在桌上。“我是来送料的,”他说,“车在外头,三公里,路堵了。料是给北七的。”

年轻人拿起那张单子,看了看,又看了看他。“北七?”

“北七支洞。三标段。”

年轻人没说话,把单子推回来,在册子上那一栏后面又加了几个字。然后他从一个铁皮盒子里拿出一张小卡片,在卡片上写了一个号,递给陈厚安。

卡片上写着:临-北七-〇四六九。

“去北七。”年轻人说,“主洞满了,今晚进来的无登记人员,都先安置到北七。”

“北七修完了?”

年轻人又抬头看了他一眼,这一眼看的时间长了一点。“你是送料的,”他说,“你比我清楚。”


那天夜里,陈厚安跟着两百多个人,顺着一条长长的通道,往北七走。

通道越走越窄,越走越暗,灯越来越少,隔一百米一盏,后来隔两百米一盏。墙上的水泥越来越新,越来越糙,有的地方还露着钢筋,钢筋上挂着冰。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穿迷彩的兵,打着手电,手电的光在墙上一晃一晃的。

走在他旁边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。男的二十来岁,瘦高个,背着一个很大的帆布包,包上挂着一副电焊面罩;女的挺着肚子,走得很慢,一只手扶着腰,一只手扶着墙。男的一路上一直在跟她说话,说快到了,说到了就能躺下,说我给你铺被子。女的不说话,就点头。

走到一半,女的停下来,扶着墙喘气。男的站在旁边,从包里翻东西,翻了半天,什么也没翻出来。

陈厚安把自己那床军绿色的被子从肩膀上卸下来,递过去。

男的愣了一下,看着他。

“拿着。”陈厚安说,“我皮厚。”

男的接过去,想说什么,没说出来,把被子披在了他媳妇的肩膀上。

他们接着往前走。陈厚安走在后面,嘴里叼着那根没点的烟,看着前面那对夫妻的背影。女的披着他的被子,被子太大,拖到了地上,男的在后面帮她提着被角,一步一步地走。

通道尽头,墙上刷着两个白漆写的字,字是新刷的,刷的时候漆太稀了,往下流了几道,流成了几条白色的泪痕:

北七。

他站在那两个字底下,看着那几道往下流的白漆,看了一会儿。这是他往里拉过一百零七车水泥的地方。他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住进来。

他摸了摸兜里那半条烟,还剩八包。他想,得省着点抽了。

后来他知道,那是二〇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夜里。第二天,秦岭北口的第一道闸就再也没开过。再后来,这一天被定成了纪念日。